问：刘繇、王朗群疑满腹，众难塞胸，今岁不战，来岁不征，使孙策坐并江东，此孔明所以告后主也。夫世事固有当疑，亦有难图者矣。若每事难，每事疑，汤七十里，文王百里，如何而有天下？此孔明所以不顾才弱敌强，而但欲鞠躬尽瘁而后可也。然孔明以巴蜀一州之地，战士不满五万，连年运思，克日请战，长驱祁山，雍凉响震，所谓鞠躬尽瘁者，亦无一功可论。与其徒劳，曷如闭户守险，保全境内。隆中心事，吁可念哉！自晋失中原，凡几十年而得石勒死，此机会也，庾亮欲移镇为灭贼之计，蔡谟以为不可。其后石虎死，朝野谓中原指日可复，亦又机会也，蔡谟又以为不可。盖晋人根本不堪丧败，加以征阵不齐，开江延敌则有馀，弃江远进则不足。后来王羲之答殷浩、孙绰之沮桓温，皆持此见。然勒死而虎在，以为难可也。虎没而蜂附者日以千数，天送兴运，人不能乘，又以为难，何谟之胸中戛戛其多难也？岂内不能办，姑为卑论以自盖耶？若作胜谋如王玄谟，又将有覆败之忧。然则世事亦何容易耶！今世之士有二：其一慷慨抵掌自许复雠者，必称孔明之鞠躬尽瘁，不计成败。其以括囊至计自谓沈审者，必取蔡谟之度德量力。如使诸君得位，孰从而可？

臣窃谓定天下虽不可惮用兵，保天下亦不可轻用兵，二者唯审其势焉可也。昔者汉之高祖、光武、唐之太宗，皆倔起草昧艰难，故奋不顾身以争一旦之命。其势不得不日夜淬砺，击搏进取，以定大业。天下之人亦厌于乱离，不惜肝脑涂地，出力以佐上之人，盖觊一旦功业成就，息肩乎平治也。是以留侯劝高祖必从思归之士，还定三秦，且曰：「民志已定，则难用者此也。及事势已定，人民乐生，则非有万全，不可轻举矣」。昔者宋元嘉自恃富强，且曰河南我之故地，横挑强魏。当时群臣虽知其不可，不敢言，惟沈庆之言之而不见信。至王玄谟辈皆诞谩欺罔，至有闻其言，欲封狼居胥山之意，卒之三大举皆无成。先之以到彦之，次之以王玄谟，三之以萧思话，使二十馀年元嘉富庶之盛，淮南赤地千里，人无遗育，祸有不可胜言者。此不可不鉴也。夫「妄自菲薄，引喻失义」，诸葛亮固深言于蜀；「横挑强胡，经营分表」，蔡谟亦深垂戒于晋。二者皆当今所当念也。为今日恢复之计不可一息忘，恢复之师不可一朝举。臣恐群臣献计有误陛下，谓今日可以用兵者，故愿陛下审处其势也。夫以祖宗二百年经理封疆沦入于蛮腥，两朝北狩不返，天下切齿五十年矣，有志之士孰不愿比死而一洗之。然时异事变，南北之势已定，民庶之志恋生，彼无必取之形，我无必胜之势。若衅隙一开，兵连祸结，力竭于内，民不聊生，其变故固多端矣。昔者宝元、庆历之间，当天下全盛之时，以中国全力制一元昊小夷，西鄙数年不解甲兵，威方震而民力已困，京东西盗贼纷起。幸元昊纳欸，不暇与之严正名分，遽屈意从之，务以息民救内。当时英贤满朝，战士如林，岂不能因时乘利，以伸中国威灵，诚势有所不可也。今夷狄虽犬豕难信，然我既与之约誓矣。犬豕背弃信义，犹有天殃，况以中国礼义之所从出，岂可自弃信以始祸阶？纵一举能遂灭之，圣哲犹以为重，况以今日兵力，未必能制其死命耶！若彼自欲送死，则我所以待之固有辞矣。故臣愿陛下审处其势，无轻开兵端，则社稷生灵幸甚，幸甚。

王制。天子七庙。三昭三穆。与太祖而七。周制也。七者。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。与亲庙四也。太祖后稷也。殷则六庙。契及汤与二昭二穆也。夏则五庙。无太祖。禹与二昭二穆而已。晋朝博士孙钦议云。王者受命太祖及诸侯始封之君。其以前神主。据以上数过五代。即毁其庙。禘祫不复及也。禘祫所及者。谓受命太祖之后。迭毁上升。藏于二祧者也。虽百代。禘祫及之。伏以献懿二祖。则太祖以前亲尽之主也。据三代以降之制。则禘祫不及矣。代祖神主。则太祖以下毁庙之主也。则公羊传所谓己毁庙之主。陈于太祖者是也。谨按汉元帝下诏。议罢郡国庙及亲尽之祖。丞相韦元成议。太上孝惠庙皆亲尽宜毁。太上庙主宜瘗北园。孝惠神主迁于太祖庙。奏可。太上则太祖以前之主。瘗北园。禘祫不及故也。则今献懿二祖之比也。孝惠迁于太祖庙。明太祖以下子孙。则禘祫所及。则今代祖元皇帝神主之比也。自魏晋及宋齐陈隋相承。始受命之君。皆立六庙。虚太祖之位。自太祖之后至七代君。则太祖当东向位。乃成七庙。太祖以前之主。魏明帝则迁处士主置于园邑。岁时使令丞奉荐。代数犹近故也。至东晋明帝崩。以征西等三祖迁入西除。名之曰祧。以准远庙。至康帝崩。穆帝立。于是京兆迁入西除。同谓之祧。如前之礼。并禘祫所不及。国朝始飨四庙。宣光并太祖代祖神主祔于庙。至贞观九年。将祔高祖于太庙。朱子奢请准礼立七庙。其三昭三穆。各置神主。太祖依晋宋以来故事。虚其位待递迁。方处之东向位。于是始祔宏农府君及高祖为六室。虚太祖之位而行禘祫。至二十三年。太宗祔庙。宏农府君乃藏于西夹室。文明元年。高宗祔庙。始迁宣皇帝于西夹室。开元十年。元宗特立九庙。于是追尊宣皇帝为献祖。复列于正室。光皇帝为懿祖。以备九室。禘祫犹虚太祖之位。祝文于三祖不称臣。明全庙数而已。至德二载剋复后。新作九庙神主。遂不造宏农府君神主。明禘祫不及故也。至宝应二年。祔元宗肃宗于庙。迁献懿二祖于西夹室。始以太祖当东向位。以献懿二祖为是太祖以前亲尽神主。准礼禘祫不及。凡十八年。至建中二年十月。将祫飨。礼仪使颜真卿状奏。合出献懿二祖神主行事。其布位次第及东面尊位。请准东晋蔡谟等议为定。遂以献祖当东向。以懿祖于昭位南向。以太祖于穆位北向。以次左昭右穆。陈列行事。且蔡谟当时虽有其议。事竟不行。而我唐庙祧。岂可为准。臣嵘伏以尝禘郊社。尊无二上。瘗毁迁藏。礼有义断。献懿以为亲尽之主。太祖以当东向之尊。一朝改移。实非典故。请宜效先朝故事。献懿二祖藏于西夹室。以类祭法所谓远庙为祧。去祧为坛。去坛为墠。坛墠有祷则祭。无祷则止。太祖既昭配天地。位当东向之尊。庶上守贞观之定制。中奉开元之成规。下遵宝应之严式。符合经义。不失旧章。

臣等伏以天下大礼，莫重于宗庙。崇孝事神，以照临四海，是以圣王慎之，必务极其至当。伏惟僖祖神主祧藏夹室，于礼不顺，有司失之矣，宜其辅臣建立，明诏访逮，垂为万世法。然议者因其藏主有失，遂欲推为始祖，臣等敢以此为议。昔者商、周之兴、本于契、稷，考诸前载，其指有二，曰：因其始封，蒙其功德也。契有大功，始受封国，十有馀世，世祀不失，至汤而有天下，修其封国，举天下之大而谓之商者，由契以致之也。稷有大功，始受封国，十有馀世，世祀不失，至武王而有天下，修其世祀，因其封国，举天下之大而谓之周者，由稷以致之也。然则契、稷为商、周之祖，其传已久，其礼素定，后世固无得而易之矣，奉之为太祖，以主庙祀，有以尽一时之宜也。《诗》之《长发》，言商家兴废之久，历虞夏之世，其来长远。《昊天有成命》言后稷已有王命，《生民》、《思文》皆歌后稷之功。传称禹、稷躬稼，而有天下，不可谓为祖，不因功德也。后世受命之君，功业特起，不因先代，则亲庙迭毁，身自为祖。郑康成云：「夏太祖无功而不立，自禹与二昭二穆耳」。唐张荐云「夏后以禹始封，遂为不迁之祖」是也。若始封世近，上有亲庙，则拟祖上迁，而太祖不毁。魏祖武帝，则处士迭毁；晋祖宣帝，则征西迭毁；唐祖景帝，则弘农迭毁：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，以法契、稷之明例也。既已法契、稷矣，则上之亲庙不得不毁，势当然也。借使魏、晋欲不祖武、宣，而越取处士、征西，不惟上推世数，未知更当及于何人，且其如始封何！唐有天下，因以为法，韩愈有言：「事异商、周，礼从而变」。臣等取之矣。要之始封世近，则亲庙不可不立；若特以亲庙及远，便为始祖，舍始封而抑之，则古未尝闻之也。晋琅邪王德文曰：「七庙之义，自由德厚流光，飨祀及远，非是为太祖申尊祖之祀」。其说是也。《礼》，天子七庙，而太祖之远近不可以必，故但云「三昭、三穆，与太祖之庙而七」，未尝言亲庙之首必为始祖也。国家治平四年，以僖祖亲尽而祧之，奉景祐诏书，以太祖皇帝为帝者之祖，是合于礼矣。而议者曰：商、周之祖，自以别子之故，非以有功与封国为轻重。是不然也。别子之法，自谓公子不继世，故子孙为大夫士者祖之，百世不迁，非天子、诸侯之礼也。使汤武但为诸侯，则尚不祖此别子，况天下之君，而可用大夫士之法乎？若夫禹不先鲧，则所谓子虽齐圣，不先父食，自以正文公之「逆祀非尊祖」之论也。唐仲子陵所谓「安知非夏后庙数未足之时，而言禹不先鲧邪」？伏惟宋之为宋，由太祖皇帝应天受命，首创洪业，建大号于天下，异乎商、周之为商、周可知也。僖祖虽为圣裔之先，而有庙直由太祖。亲尽则迁，古之正义。今欲以有庙之始为说，援而进之，以为始祖，臣等固疑其与契、稷异矣。使契、稷本无功德，初不受封，引以为据，庶其或可；若其不然，臣等不得判然无疑也。设欲必据此论，臣等又有可言者焉。盖三昭、三穆，是不刊之典，一定之论也。国初张昭、任彻之徒，不能远推隆极之制，因缘近比，请建四庙，遂使天子之礼下同诸侯。若使庙数备六，则更当上推两世，而僖祖次在第三，亦未可谓之始祖也。若谓世次不可推，则斯言也，诏旨所不著，史臣所不录，历百馀年，莫知当时之实，不敢以私意逆推而言也。谨按建隆四年亲郊崇配，不及僖祖。开国以来，大祭虚其东向，斯乃祖宗已行之意也。自祖宗以来，不以太祖之位易之，今而易之，恐失祖宗之意矣。巍巍太祖，如神如天，垂祚万世，无以云报。奉之以为帝者始祖，于礼无不宜者。或谓《仪礼》诸侯及其太祖，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，今谓始封为太祖，乃诸侯制也。臣等以为远祖受封，子孙世袭，亲虽尽而庙不毁，是诸侯及其太祖也。若始封之君既已为其国之祖矣，后世子孙自诸侯而为天子，则始祖不易，理势自然，是谓天子及其始祖。若必求太微之精、神灵之感，谓为始祖所自出，将见迁就其说，奇谲无已，弥失圣人之意矣。唐神龙初，议云既立七庙，须崇始祖，而张齐贤云：「始祖即太祖，太祖之外更无始祖」。此前儒讲之熟矣。大抵契、稷不以功德，为祖无必然之论；特起之君自为一代之祖，无不可之理。若乃藏主未顺，宜必改定。盖夹室者，子孙庙之偏室，非庙之正也，议者谓神道尚右，失其旨矣。然则僖祖之主，必有所归。按《周礼》「守祧」，掌守先公、先王之庙祧，其庙则有司修除之，其祧则守祧黝垩之。所谓庙者，后稷、文、武诸庙也；祧者，所藏先公、先王之迁主也。先公迁主，藏于后稷之庙。僖祖，犹周之先公也，宜有藏主之祧，虽无始封，远祖上为之主，而先王之祧不可以阙。臣等参详，乞略仿此制，筑别庙以藏之，大祭之岁祀于其室，太庙则一依旧制虚东向之位，郊配之礼仍旧无改，事之宜而情之顺也。魏、晋及唐，尝议远庙之主矣。魏钟繇、高堂隆、卫臻，皆当世名儒，并云处士当迁，故景初之制，谓三祖不毁，其馀四庙，亲尽则迁，一如后稷、文、武庙祧之礼。晋永和中，尚书议云：「周人之王，太祖、世祖世远，故迁有所归。今晋庙宣帝为主，而四祖居之，是屈祖从孙也；祫祭在上，是代太祖也」。范宣谓可别筑一室，以居四主，四祖迭迁，则宣祖位正矣。自虞喜、刘诩、韦泓、王松子、蔡谟之徒，并同其议。唐陈京议请据魏、晋旧制，构筑别庙，以藏献懿，柳冕、王绍等七十馀人亦同其说，虽卒藏于兴圣庙，然本无异于别室也。惟颜真卿引蔡谟「权居东向」之一句，而不本其改筑之议，获议于时。此前世之论，皆有考据，本于经意，不敢谓后世之史，而一切黜之也。《记》曰：「礼虽先王未之有，可以义起」。又曰：「亡于礼者之礼」。况有前人商榷，尽理之论乎？或曰：别庙而祭，非所谓合食也。臣等应之曰：夹室非便，当为别庙，则既其正大节矣。合食、分食，要皆孝飨之道，但以于属既尊，不可寘昭穆之列，依准前代祭之别庙，得礼之变，复何嫌哉！若云不可分食，当合于太庙，则不唯永虚东向，且使下从子孙，孰为得失？是则僖祖别藏，列圣不动，神灵安妥，情文皆得，其于义也合矣。恭惟陛下仁孝天成，尊事宗庙，古之盛王所不逮也。臣等学术浅陋，讨论非长，徒能述遵朝廷正大之意，别白议者未通之论，冀以称上圣因情制礼之道焉。惟陛下幸留神详择。

臣闻宋文帝，贤君也。自初即位，慨然有恢复中原之志，练兵蒐乘，志于必取。是时拓跋氏起自阴山而入中原，控弦百万，威振天下，五胡之盛，莫此之若也。而文帝毅然不顾，起江东之精卒，直指河南，飘忽震荡，疾如风雨，致使北边诸将摧折不支，而金墉、虎牢、碻磝、滑台悉皆敛戍相避。初不破江东一领甲，折江东一只矢，而河南四镇之地，还为宋土。宋师之入中原，其锋不可当，而胜速者如此。然以佛狸之强，马尾所向，无不摧破，而独于是役，乃拱手以付宋人，未尝一与之较，则其国中之人，亦必有说而处此。了胡虏于目中而具见识于阃外者，于此当以长策禦之，而当时诸将曾莫之悟。到彦之之流，方可津津然喜见眉津，略不知所以戒惧之意，则是文帝之志甚大，而诸将之计甚疏。故虏退未几，而旋复渡津，致使金墉、虎牢，望风奔溃，而碻磝、滑台，俄亦不守，则以其不谙北土情伪，而堕佛狸之诡计故也。呜呼！江左六朝三百三十九年，历君凡三十有九，其出而与中原抗衡者，非师阃之专谋，则权臣之失策，初不由朝廷之命，天子之诏也。独惟宋文帝以贤明之资，承富有之业，断然起并吞北虏、混一华夏之志，而一时诸将，凭藉威福之无力，乃至为虏人之所误，竟使文帝之志堕于渺茫之域，其亦焉用彼将也！且佛狸之强大不减苻坚，崔浩之机谋不亚王猛，其为江东之患烈矣。一旦宋师入自淮泗，而河南四镇之地以已复，渡河而北，亭障斥候，为之一空。此岂其情也哉？观崔浩欲纵使北来，徐取于秋高马肥之际，而魏主亦欲往击于冬寒地净之时，则其敛戍北渡者，姑欲垂饵于大河之南，退而结网以渔之于后云耳。入河南而居之者，固不容不警也，而彦之则不然，敌在而惧，敌去而泰，自河南一胜之后，遽为分屯列守之计。自起潼关，而尾连彭城之西，列城径二千里，而每戍不过千人。若彦之之守河，则谓之无策可也。夫长河萦带，守非一所，金墉、虎牢、碻磝、滑台，皆缘河南岸面向河北，固敌人所攻之冲，不容不聚兵于此。然而敌人东从徐泗以寇江淮，西出商䝞以薄邓襄，则每每绕出其后，而河南四镇之地，遂为栖兵。故驻兵于四镇之地而不动者，未必能守河南也。然则如之何也？曰：厉兵秣马，以攻为守，使敌人四顾而备我，而我不至仓卒以备敌。如汉祖之守关，出而与项氏搏战于荥阳，盖欲以其身屏蔽于函潼之外。如诸葛亮之守蜀，出而与司马仲达对垒于渭南，盖欲以其身外护与蜀汉之前。如此，则敌常备我之攻，而不暇攻我之守，何忧堕其诡计也哉？奈何彦之之徒，虑不及远，目前才去丑虑，而意外已忘黠虏。方魏人之北伐蠕蠕也，其国人皆谓宋师南侵，而舍之北去，此危道也，而彦之等独不捣其虚。及魏人之西伐赫连也，其国人又谓宋师犹在河中，若舍之西行，则东州败矣，而彦之等独不知乘其隙，致使魏人雍容不迫，悉举其国中之精兵，北伐蠕蠕、西伐赫连，以绝佛狸之后患，然后徐复渡津饮马于河洛之间，而四镇之地，还复聚而为毡裘之域，可胜惜哉！向使彦之于既胜之后，以攻为守，日夜申警其师，俾之北首赵而东道冲冀，西道捣邺，以乘其西伐之虚，则为佛狸者，会当不暇顾息，而诡计自乱，如不可杀，必趋之于阴山之北而后止，又安许其再出而蹂践于河南四镇之间？惜夫一时诸将懵不及此，虽王仲德旧从武帝西伐，阅天下之患义最多，独能逆料虏之情之诈，而制胜之谋亦不及此，姑惟退自忧叹，形之颜色，则亦与晋之蔡谟何异？故尝以谓晋文帝有取天下之势，而无取天下之志；宋文帝有取天下之志，而无取天下之人。此其混一之功，所以落落而难成。知此，然后知河南之役，既胜而复失者，非江南白丁轻进而退易之罪也。抑常观北人之轻易南人，非一日矣。方武帝入关之初，魏人尝谓纵使国家尽弃常山以南，彼不能发吴越之兵，争守河北；及南藩诸将表南师将入，而魏人又谓纵使国家与之河南，彼必不能固守。至是彦之等辈不能至邺，而魏人又谓吴人正望固河自守，无复北渡之意。其为北人之所料审矣。是知江南诸将进不勇决，守不坚重，徒知所以取胜而不知所以持胜，故兵才一胜，业已偃然志满意得，不复有进取之志。其形外露，敌人因得以窥之。文帝谓檀道济再行无功者，以其养寇自藩；而到彦之失利而返者，以其中途疾动。盖有实语也。虽然，诸将之不利，则固无所逃罪，而帝于戒饬之际，则亦不容无失。观其临遣诸将，且曰「若北国兵动，先其未至径入之，若其不动，住彭城勿进」，则诸将之所以分屯列守者，亦帝之出师每每授以成律，而其中诏有以縻之也。呜呼！以文帝元嘉之治，独冠江左，其读王玄谟奏议，且有封狼居胥意，则混一之功，宜乎日月可冀，而行师之际，犹有遗恨。然则一举而定中原者，其惟我宋乎？

臣闻夷狄之不可以久居中原也尚矣。方石虎强盛之时，自以为非天摧地陷，则子子孙孙永无后忧，盖谓江东不足虑，而中原未必有变也。一旦争夺之祸起于诸子，石韬之血未乾，而张豺之谋已启，石世、石遵、石鉴之徒，未踰一年而互相杀夺。自元海以来，夷狄之内自相残，未有甚如此时者也。褚裒乘此之衅，举兵北伐，而倒戈以迎王师，襁负以降军门者，日以千计。朝野之士，皆以为中原指期可复。裒之此举，固已有混一华夷气象。使其席胜长驱，有进无退，则毡裘之生聚，自此无遗种矣。奈何裒之初出，非自中指，师行而朝议不许，师进而佐兵不继。出未踰时，而遽以王龛之败，召元帅以班师，使之南辕返旆，还入京口。当此之时，非惟山东、河南之失望，而河北二十万之遗黎已渡河而无所依附，悉入于苻健等辈垂涎之口。江东君臣，其□兵纵敌之祸，可胜言哉！呜呼！晋人之纵敌，盖非一矣。石氏自遵、鉴而下，一门昆季既已内自相残，而冉闵、石祗之徒方且更相伺隙，未知所以息肩之日。一时英雄，各怀去就而莫适为主。数年之间，相继款附者不绝如线。苻洪以冉闵之故，遣使请降；而苻健以麻秋之祸，则又称爵以听王命；姚弋仲以石祗之夭，稽首来归；而姚襄以弋仲之死，则又单骑以至寿春；冉闵以石鉴之诛，临江告晋；而冉智以慕容俊之祸，则又奉玺以求兵助。此辈狼子野心，诡诈百出，其来致款附者，虽非皆出于诚，然而亦必内有变故，然后肯为此举。使江东君臣真以恢复中原为志，因其献款之际，或屈而臣之，成从而蹙之，则夷狄之祸必不至蔓延于天下。岂意一时之人，志懦才弱，不足以堪此事。王龛稍败，而褚裒之军俄已召归，继此之后，不复再出。中原豪杰，一切纵之而不问，其亦何心哉？且一胜一负，兵家常势，人不可以噎而废食，将不可以一挫而班师，是以李广前锋之失利，不足以寝卫青伐敌之兵；高霞寓偏师之少却，不足以沮裴度讨蔡之志。而况裒之时，虏势极衰，人心极顺。三胜一失，何足损威？纵使当时君臣谓裒非长虑，谓裒为不武，则天下独无人乎？不过别选贤将，从而代之。如邓禹关中之败，代以冯异，而终破赤眉，郭子仪滏水之败，代以李光弼，而终破安庆绪可也，而何至召元师而班全师？彭城之役，即已坐失机会，而乃今年以燕师之号命慕容俊，明年以信都、襄国之号命苻洪及其子健，又明年以高陵、太原之号命姚弋仲及其子襄。客主初不相通，而心志初不相依，但惟以方州遥授，以虚爵羁縻，此曹窘于变故，应既受命，而封豕长蛇之性自若也。故款附未几，而旋又背去。苻健则自枋头以入关，慕容俊则自幽州以入冀，姚襄则自颍昌以入洛。前日之稽首请降而愿受封爵者，今复起而为勍敌于关河许洛之间。中原之鹿，奔逸四散，固已分逐于群雄之手，而晋人方且弛然安卧，若不知觉，岂东晋之人才立江东之庙社，而遽忘中原之陵寝乎？呜呼！粤自永嘉之乱，晋迁江左，其立国于金陵者，姑寓云耳。绵历数世之后，而在朝已无中原旧臣，后生晚出，稔于闻见，遂以为晋之庙社实在江东，为晋之计者，止当限长江而谨守，不当越长江以侥幸。一有议及北征，则争相沮抑。是以石勒之死也，庾亮尝欲出田襄阳，而蔡谟难之；石虎之死也，庾翼又欲徙屯安陆，而孙绰谏之。至是裒之戒严，胜势已见，而朝议又欲沮止。虽其后殷浩之出，稍自中指，而王羲之之徒盖未尝少许也。庾亮、殷浩方行万里，出门而车轴折，姑置勿云。而褚裒之在彭城，凡河朔之士庶悉渡河以来归，而关中豪杰又复背石苞以应晋，此华夷将遂混合之时也。晋之诸臣乘此之衅，自当厉兵秣马，以与裒共驱，不然则选将益军以壮裒后距，而一时权要如蔡司徒者，方且坐观成败，不肯渡一卒以佽助之，而又遂韩卢、东郭所以俱毙之论而沮毁其事。肉食者鄙，例无远谋，其败人意如此，为国家者，果何赖耶？呜呼！晋自建武以讫永和，历世凡五，历年凡二十有七，平时郁郁，常恨中原无衅；一旦获遭，而蔡谟之徒乃多出懦语以掣褚裒之肘，遂使恢复之功俄成而坏。而后世󲦤绅之士，拾其遗迹而论之，尚以谟等为谋国得策。如此，则是东晋之君俱当拱手环坐，俟河之清，而中原五世之陵寝无时而可复也。昔乎建康苏峻之乱，温峤举义兵于武昌以讨之，朝士来者，皆谓峻之徒众，骁勇无敌，今日之举惟仗天讨，若以人事言之，未易除也，而峤勃然变色曰：「诸君怯懦，乃是誉贼」。于是奋兵从白石垒以攻之，一举而遂平苏峻。使峤当谟之时，而出数语以斥其懦，则朝臣气稍振，而彭城之师必不至仓卒以召归。岂意冠剑盈朝，而更相唯唯，至今使人愤抑而不平。故将举江东以图恢复之功者，必先辟蔡谟之说而后可。

二亲生离，吉凶未分，服丧则凶事未据，从吉则疑于不存，心忧居素，盖出人情，非官制所裁也。右丞蔡谟则《奔丧礼》，有除丧而后归，则未有奔除服之文也。宜申明告下。若直据东关之事，非圣人所行，恐不足以释疑也（《通典》九十八）。

今寿阳城小而固。自寿阳至琅邪，城壁相望，其间远者裁百馀里，一城见攻，众城必救。且王师在路五十馀日，刘仕一军早已入淮，又遣数部北取坚壁，大军未至，声息久闻。而贼之邮驿，一日千里，河北之骑足以来赴，非唯邻城相救而已。夫以白起、韩信、项籍之勇，犹发梁焚舟，背水而阵。今欲停船水渚，引兵造城，前对坚敌，顾临归路，此兵法之所诫也。若进攻未拔，胡骑卒至，惧桓子不知所为，而舟中之指可掬。今征军五千，皆王都精锐之众，又光为左卫，远近闻之，名为殿中之军，宜令所向有征无战。而顿之坚城之下，胜之不武，不胜为笑。今以国之上驷击寇之下邑，得之则利薄而不足损敌，失之则害重而足以益寇，惧非策之长者。臣愚以为闻寇而致讨，贼退而振旅，于事无失。不胜管见，谨冒陈闻（《晋书·蔡谟传》。时左卫将军陈光上疏请伐胡，诏令攻寿阳，谟上疏。）。

先已许鉴，今不宜断。且鉴所上者皆积年勋效，百战之馀，亦不可不报（《晋书·蔡谟传》。先是，郤鉴上部下有勋劳者凡一百八十人，帝皆酬其功。未卒而鉴薨，断不复与。谟上疏。）。

伏自惟省，昔阶谬恩，蒙忝非据，尸素累积，而光宠更崇；谤读弥兴而荣进复加，上亏圣朝栋隆之举，下增微臣覆餗之衅。惶惧战灼，寄颜无所。乞垂天鉴，回恩改谬，以允群望（《晋书·蔡谟传》）。

臣以顽薄，昔忝殊宠，尸素累纪，加违慢诏命，当肆市朝。幸蒙宽宥，不悟天施，复加光饰，非臣陨越所能上报。臣寝疾未损，不任诣阙，不胜仰感圣恩，谨遣拜章（《晋书·蔡谟传》）。

甲父为散骑侍郎，在洛军覆，奔成皋、病亡。一子相随，殡葬如礼。甲先与母、弟避地江南，闻丧行服，三年而除。道险未得奔墓，而其弟成婚。或谓服可除，不宜以婚者。谟以为凶哀之制除，则吉乐之事行矣。且男女之会，礼之所急。故小功卒哭，可以娶妻；三年之丧，吉祭而复寝。鲁文于祥月而纳币，晋文未葬丧而纳室。《春秋左氏传》曰：“妇，养姑者也”。又曰：“娶元妃以奉粢盛”。由此言娶妻者，所为义大矣，所奉事重矣。又夫冠者，加己之服耳。非若婚娶有事亲、奉宗庙、继嗣之事，而冠有金石之乐，婚则三日不举。金石之乐，孰若不举之戚？加己之事，孰若奉亲之重？今讥其婚而许其冠，斯何义也？不亦乖乎（《通典》九十八）！

臣先有瘤生在腰上，十数年初无患苦，忽自溃（《御览》七百四十引蔡谟表）。

八座之任，非贤莫居，前后所用，资名有常。孔愉、诸葛恢并以清节令才，少著名望。昔愉为御史中丞，臣尚为司徒长史；恢为会稽太守，臣为尚书郎；恢尹丹阳，臣守小郡。名辈不同，阶级殊悬。今猥以轻鄙，超伦逾等，上乱圣朝鱼贯之序，下违群士准平之论。岂唯微臣其亡之诫，实招圣政惟尘之累。且左长史一超而侍帷幄，再登而厕纳言，中兴已来，上德之举所未尝有。臣何人斯，而猥当之！是以叩心自忖，三省愚身，与其苟进以秽清涂，宁受违命狷固之罪（《晋书·蔡谟传》，又《御览》二百十二引《晋中兴书》。）。

或疑甲省墓稽留者。谟以为奔墓者，虽孝子罔极之情，然实无益之事，非亡身之所也。故《礼》，奔丧不以夜行，避危害也。今中州丧乱，道路险绝，坟墓跌发，名家人士皆有之，而无一人致身者，盖以路险体弱，有危亡之忧，非孝子之道故也。而曾无讥责，何至甲独云不可乎！且甲寻已致身，非如不赴之人也。茔兆平安，非如毁发之难也。又是时甲母病笃，营医药而不可违阙侍养，投身危险，必贻老母忧勤哉！昔郑有尉止之乱，子西、子产父死于朝。子西不儆而先赴，见讥于典籍；子产成列而后出，见善于《春秋》：此经典之明义也（《通典》九十八）。

佛者，夷狄之俗，非经典之制。先帝量同天地，多才多艺，聊因临时而画此象，至于雅好佛道，所未承闻也。盗贼奔突，王都隳败，而此堂块然独存，斯诚神灵保祚之徵，然未是大晋盛德之形容，歌颂之所先也。人臣睹物兴义，私作赋颂可也。今欲发王命，敕史官，上称先帝好佛之志，下为夷狄作一象之颂，于义有疑焉（《晋书·蔡谟传》，彭城王纮上言：“乐贤堂有先帝手画佛象，经历寇难而此堂犹存，宜敕作颂。”帝下其议，谟议。）。

时有否泰，道有屈伸。暴逆之寇虽终灭亡，然当其强盛，皆屈而避之。是以高祖受黜于巴汉，忍辱于平城也。若争强于鸿门，则亡不终日。故萧何曰“百战百败，不死何待”也。原始要终，归于大济而已。岂与当亡之寇争迟速之间哉！夫惟鸿门之不争，故垓下莫能与之争。文王身圮于羑里，故道泰于牧野；句践见屈于会稽，故威申于强吴。今日之事，亦由此矣。贼假息之命垂尽，而豺狼之力尚强，宜抗威以待时。

或曰：“抗威待时，时已可矣”。愚以为时之可否在贼之强弱，贼之强弱，在季龙之能否。季龙之能否，可得而言矣。自勒初起，则季龙为爪牙，百战百胜，遂定中国，境土所据，同于魏世。及勒死之日，将相内外欲诛季龙。季龙独起于众异之中，杀嗣主，诛宠臣。内难既定，千里远出，一攻而拔金墉，再战而斩石生，禽彭彪，杀石聪，灭敦权，还据根本，内外并定，四方镇守，不失尺土。详察此事，岂能乎，将不能也？假令不能者为之，其将济乎，将不济也？贼前攻襄阳而不能拔，诚有之矣。不信百战之效，而执一攻之验，弃多从少，于理安乎？譬若射者，百发而不一中，可谓之拙乎？且不拔襄阳者，非季龙身也。桓平北，守边之将耳。贼前攻之，争疆场耳。得之为善，不得则止，非其所急也。今征西之往，则异于是。何者？重镇也，名贤也，中国之人所闻而归心也。今而西度，实有席卷河南之势，贼所大惧，岂与桓宣同哉！季龙必率其精兵，身来距争。若欲与战，战何如石生？若欲城守，守何如金墉？若欲阻沔，沔何如大江？苏峻何如季龙？凡此数者，宜详校之。

愚谓石生猛将，关中精兵，今征西之战不能胜也。金墉险固，刘曜十万所不能拔，今征西之守不能胜也。又是时兖州、洛阳、关中皆举兵击季龙。今此三处反为其用，方之于前，倍半之觉也。若石生不能敌其半，而征西欲当其倍，愚所疑也。苏峻之强，不及季龙，沔水之险，不及大江。大江不能御苏峻，而以沔水御季龙，又所疑也。昔祖士稚在谯，佃于城北，虑贼来攻，因以为资，故豫安军屯，以御其外。谷将熟，贼果至。丁夫战于外，老弱获于内，多持炬火，急则烧谷而走。如此数年，竟不得其利。是时贼唯据沔北，方之于今，四分之一耳。士稚不能捍其一，而征西欲御其四，又所疑也。或云：“贼若多来，则必无粮”。然致粮之难，莫过崤函。而季龙昔涉此险，深入敌国，平关中而后还。今至襄阳，路既无险，又行其国内，自相供给，方之于前，难易百倍。前已经至难，而谓今不能济其易，又所疑也。

然此所论，但说征西既至之后耳，尚未论道路之虏也。自沔以西，水急岸高，鱼贯溯流，首尾百里。若贼无宋襄之义，及我未阵而击之，将如之何？今王士与贼，水陆异势，便习不同。寇若送死，虽开江延敌，以一当千，犹吞之有馀，宜诱而致之，以保万全。弃江远进，以我所短击彼所长，惧非庙胜之算（《晋书·蔡谟传》。庾亮以石勒新死，欲移镇石城，为灭贼之渐，事下公卿，谟议。）。

古者皇后庙见而已，不拜陵也（《晋书·蔡谟传》）。

邵论灾消异伏，又以梓慎、裨灶犹有错失，太史上言，亦不必审，其理诚然也。而云圣人垂制，不为变异豫废朝礼，此则谬矣。灾祥之发，所以谴告人君，王者之所重诫，故素服废乐，退避正寝，百官降物，用币伐鼓，躬亲而救之。夫敬戒之事，与其疑而废之，宁慎而行之。故孔子、老聃助葬于巷党，以丧不见星而行，故日蚀而止柩，曰安知其不见星也。今史官言当蚀，亦安知其不蚀乎？夫子、老聃先行见星之防，而劭逆废日蚀之戒，是弃圣贤之成规也。鲁桓公壬申有灾，而以乙亥尝祭，《春秋》讥之。灾事既过，犹追惧未已，故废宗庙之祭，况闻天眚将至，行庆乐之会，于礼乖矣。《礼记》所云诸侯入门不得终礼者，谓日官不豫言，诸侯既入，见蚀乃知耳。非先闻当蚀而朝会不废也。劭引此文，可谓失其义旨。刘劭所执者《礼记》也，夫子、老聃巷党之事，亦《礼记》所言，复违而反之，进退无据，然荀令所善，汉朝所从，遂使此言至今见称，莫知其误矣，后来君子将拟以为式，故正之云尔（《晋书·礼志》上，《宋书·礼志》一，《通典》七十八。建元元年，太史上元日合朔，朝士复疑应却会与否，庾冰辅政，写刘劭议以示八座，蔡谟著议非之云云。）。